【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8-28 23:18:11
标签:《大学》、帝学、朱熹、正君心、立纪纲
王琦

作者简介:王琦,女,西元1976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现任长沙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经筵讲义等领域的研究,著有《论语探微》(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

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王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朱子学刊》,2017年第2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廿八日丁酉

          耶稣2019年8月28日

 

摘要:关于朱熹对《大学》的经典诠释,学界多关注其与理学的研究,而忽视了《大学》与其帝学思想建构的关系。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德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重构与儒家王道理想。

 

关键词:朱熹、《大学》、帝学、正君心、立纪纲

 

朱熹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①]而《四书》中,又以《大学》用力最多,甚至以“正心诚意”四字来概括其生平之所学。[②]他不仅重新诠释《大学》,建构了以《大学章句》为《四书》之首的理学新经典体系,“教天下之士”,而“待朝廷之用”;[③]而且绍续范祖禹以《大学》为帝王之学的理念,[④]力图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帝王之学,为国家培养理想的尧舜圣王之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大学》与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而忽视了《大学》与其帝学思想建构的关系。其实,早在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朱熹于《壬午应诏封事》中便提出了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的理念[⑤],之后,他还先后撰写了《癸末垂拱奏劄》(1163)、《庚子应诏封事》(1180)、《辛丑延和奏劄》(1181)、《戊申延和奏劄》(1188)、《戊申封事》(1188)、《乙酉拟上封事》(1189)等系列言“帝学”的封事与奏劄,展现了其帝学思想不断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寄寓了其以《大学》为依托,力图贯通学术与政治,致君尧舜、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彰显了《大学》在朱熹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朱熹帝学思想的萌芽

 

朱熹第一次提出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恰逢“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⑥]开篇便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认为帝王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力图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正学”,引导帝王“跻之尧舜之盛”。帝王“苟惟不学”,学则当以此为主,以应当世无穷之变。[⑦]次言罢“讲和之说”而“定修攘之计”;[⑧]三论四海利病与斯民休戚之本原,在于正朝廷、举贤才,此三事为天下“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关于“学”与“治”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应该以“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⑨]讲学明理是政治治理的前提,任贤使能则是修政惠民的关键,体现了在“学”对于“治”的优先性与指导性。虽然其封事最终没有被孝宗采纳,但却是朱熹第一次以《大学》引导帝王与政治,建构帝王之学的尝试。

 

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之后至隆兴元年(1163),因金军入侵,南宋王朝的政局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从隆兴北伐到符离兵败,以至屈己求和的迅速转变,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朱熹,使他认识到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朝廷,因而应诏上《癸末垂拱奏劄》三劄。第一劄论“大学之道”。指出大学要旨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本源又在于格物致知以即物求理,诚意正心以立德,家齐、国治、天下平“莫不由是而出焉”。帝王当博访真儒“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事,而会之于心,将大学之道用之于修身治国的政治生活实际之中,知其所当为与不当为者,以此“正其本”而“万事理”。并进而指出孝宗即位以来,国家的“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源,就在于“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未能以《大学》为正学,而惑于记诵词章之说与释老之学。[⑩]第二劄,论国计。朱熹认为朝廷之所以会出现“战”“守”“和”之“三端六说是非相攻、可否相夺”的混乱局面,就在于孝宗“不折衷于义理之根本,而驰骛于利害末流之故。”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讲学以明理”,“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必不可恃”,罢讲和之议,合战守之计为一,以复君父之仇,家国之恨。[11]第三劄,指出制御夷狄之道的根本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以“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要求“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实而毋治其名”,“则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12]

 

朱熹本次奏对,延续了《壬午应诏封事》的基本精神并予以深化,所以黄榦指出其《癸末垂拱奏劄》:“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先生以为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复雠,至于徳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故于奏对复申言之。”[13]在“学”与“治”之间,以讲学明理为先务,“理”明而后定国计,国计定而后施之于政。然而朱熹的直言引起了孝宗的不悦:“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仇之议;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圣语矣。”[14]最终以失败告终。《壬午应诏封事》与《癸末垂拱奏劄》,是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期结束,对南宋基层政治治理与民生疾苦有一定的历练与认识之后,针对时局与时弊,开始用《大学》影响帝王,施之于政治的两次尝试,可视为其帝学思想的萌芽阶段。

 

二、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

 

上《癸末垂拱奏劄》后,随着“隆兴和议”的签订,朱熹长期请祠闲居,将一腔报国的热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的生活,对《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研究兴趣日浓。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首次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15]淳熙九年(1182),又将以上四书合集为《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婺州,[16]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新体系,完成了其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与此同时,朝廷的政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首荐朱熹,差知南康军。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正式赴任。在南康任上,朱熹再次目睹了纲纪颓坏、军政紊乱给生民所带来困苦。淳熙七年(1180),孝宗下令监司郡守“可条具民间利弊”,朱熹刚好“适在可言之数”,便抱着捐生出死、万死不惜的决心,从国家天下之大本着眼,上《庚子应诏封事》。[17]

 

奏札开头,朱熹便直奔主题:“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这是其在南康任上“以所领之郡推之,然后以此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18]得出南宋王朝富强的根本就在于正君心立纪纲。在此,朱熹提出了其理想的天下纪纲,就是“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19]也即天子与宰相、群臣各尽其职,互相制衡,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想。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使得政令“一出于朝廷之公议”,从国家与百姓的整体利益出发,杜绝“苞苴请托之私”。[20]但是在君主集权的国家,纲纪不能以自正,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纲纪才会有所“系而立”。然在外物与私欲的诱惑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须亲贤臣远小人,设立“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讲明义理之归,方可“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21]不仅指出了正君心是正朝廷、百官、万民,实现君臣各正其位、国家富强、百姓安康的关键,而且突出了儒家正学与儒者之师在君德养成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本次上封事距离其第一次提出帝王之学,已经时隔十八个春秋,但从封事的内容,可以看到朱熹以儒家正学引导帝王重振纲纪,成就治道的思路逐渐清晰与明朗。正君心立纪纲,是朱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解决国家政治危机最为根本与有效的方式,所以他在《庚子应诏封事》里自述道:“且臣顷于隆兴初元误蒙召对,盖已略陈其梗概矣。今请昧死复为陛下毕其说焉”,[22]再次重申了其在《癸末垂拱奏劄》中的一贯理念,并将“讲明义理之归”与“为治之源”的重心归结于正君心立纪纲。“正君心”的实质就是用儒家之道来规范君主的修身立德,防止君主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立纪纲”的实质就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操作中,以儒家之道规范君权运作与国家秩序,确保君臣各安其位、尽其职,互不相侵,因而其“正君心立纪纲”实质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所以朱熹《壬午应诏封事》一上,便戳中了孝宗的痛处,孝宗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朱熹希望能够感发孝宗“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佞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的拳拳忠君爱民之心,再次付诸东流。[23]只能回到南康,在抗旱救灾与社会治理中,再次开始了其道济苍生,救民于水火的艰难之旅。

 

淳熙八年(1181),朱熹因在南康任上修举荒政,民无流殍,颇有政绩,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时逢浙东大饥,朱熹“遂以即日拜命”,并乞许奏对,[24]上《辛丑延和奏劄》七劄,一言天人谴告,二言正君心,三言救荒之务;四言水利社仓;五言绍兴和买,六言蠲減星子租稅事;七言白鹿书院赐院额事。其中一二劄,“以所陈不宜宣泄”,为朱熹亲笔书写,重在格君心之非,为本次奏对的重点。[25]三、四、五劄论浙东救灾事宜,第六、七劄论南康任上遗留问题。

 

第一劄从天人谴告的角度,引导孝宗反思“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饥馑连年,民多流殍的原因,就在于人君“天心未豫,邦本动摇”。[26]第二劄言人主之心。认为“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以天理与人欲之异来剖析人主之心的公私邪正,指出造成国家“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的“一念之间”。[27]君主只有做到了正心诚意,“循天理、公圣心”方可“正朝廷之大体”,任贤使能,选拔刚明公正之辅相与忠信廉节之士,“上辅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亵使令之贱无以奸其间者”,“泰然行其所无事而坐收百官众职之成功”。反之,人君如有“人欲私意之病”,则容易为奸伪馋匿之徒蛊惑心志,而导致朝政紊乱。[28]接着朱熹联系实际,从孝宗之心的隐微处,痛斥其采取的两面设防、相互牵制的驾驱之术,是导致国家“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局面的根本原因。并自言,其恐孝宗“于此偶未察也,是以往岁蒙恩赐对,去年应诏封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说”以呈。[29]

 

本次奏对,朱熹进一步深化了《庚子应诏封事》中正君心立纲纪的观点,运用理学思想,以天理、人欲之分,道心、人心之微作为正君心的关键点,希望孝宗能够“深察天理,以公圣心;广求贤忠,以修圣政。”[30]力图以天理为最高原则,从权力的源头,正君心立纲纪,防止君主因私欲膨胀,导致对国家政治生态与运行机制的破坏,以此挽救南宋王朝危机,缓解百姓困苦,达致正朝廷百官与天下万民的理想效果,[31]为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期。虽然朱熹仍然未能感格君心,但是在赈灾一事上,他还是得到了孝宗的支持,朝廷“出南库钱三十万缗”救济款,[32]于是朱熹回到浙东,马不停蹄地开始新一轮的救灾赈荒。

 

三、朱熹帝学思想的成型

 

淳熙十四年(1187),在周必大与杨万里的荐举下,朱熹除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33]淳熙十五年(1188),有旨诏朱熹入朝奏事,朱熹上《戊申延和奏劄》五劄,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次奏对。朱熹总结了其前两次奏对“曾不足以上悟圣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辞不别白,旨不分明”,学力不够,[34]因此本次奏对,朱熹在前四劄在分别论国家刑讼之原、州县治狱官之选任、经总制钱之弊、诸路科罚之弊等问题之后,将奏对的重点放在了第五劄“诚意正心”之学上。

 

为警醒孝宗,达致奏对效果,朱熹在第五劄开头便直指孝宗即位27年来,之所以“了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未能做诚意正心的工夫,以至“一念之倾,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未尝不朋分角立而交战于其中”,导致贤愚混杂、政事不修、国事日败。而改变现状的关键则在于抓住根本,以尧舜精一执中的“心法之要”,尽去老子、浮屠之说,从一念之萌处谨而察之天理、人欲之别,“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知是知非,辨别贤愚,圣心洞然,“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得以与乎帝王之盛”,成就君德帝业。[35]本次奏对,朱熹接着《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的正君心立纪纲的要旨,进一步阐明天理、人欲之分乃是正君心出治道的关键所在,并就如何正君心、做功夫提出了学理依据与具体方式。虽然本次奏对依旧没能打动孝宗,但君臣问答互动,气氛却是比较融洽的。

 

延和殿进对之后,朱熹“伏俟数月”,未见孝宗“有略施行者”,自感“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焉”,是以“辄取前请而悉其所言以献”。十一月,朱熹再上《戊申封事》,一论天下之大本,二论当前之急务,三论时论之得失,对其生平学术与政治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全面体现了朱熹重构南宋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理想与蓝图。

 

首先,朱熹从南宋王朝的全局着眼,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总体性的危机,“殆非俗医常药之所能及”,因此必须以正君心为根本,从权力的源头确保国家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行。由于在君主制度下,“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因而要挽救南宋的危机,就必须以正君心为重点,引导君主通过经典学习,依循天理而行,区分道心人心之别,做惟精惟一、克己复礼的工夫,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境界,正君主而正其家人,“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将儒家的价值理念与治国原则落实到日用常行的立身处事、治国施政之中。反之,君主之心只要有“一念之邪”,就会产生私心、私人、私费、私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天下万事之弊”则因此应运而生。“渊、觌、说、抃”等左右便嬖之私,内作淫巧,外交将帅大臣,而导致的纲纪紊乱、风俗败坏、兵愁民怨的教训就是实例。因此正君心乃是治天下万事的根本,人主当加强自律与自觉,“建师保之官以自开明,列谏诤之职以自归正”,崇儒重道,依循天理而行,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六军万民而出治道。[36]

 

次论当今之急务不可缓。朱熹分别从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角度,批判了因君心不正而导致的系列严重后果,以此警醒君主加强自我约束,从国家与社会公义的“天理”出发,治理家国天下而成就尧舜圣王的德业事功。朱熹运用大量的笔墨与事例证明,指以上六事的实现,其本在于帝王之心。人君“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则必能私帑以归版曹,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择宰相而选牧守,得将帅士气作,讨军实而广屯田。上自朝廷下达州县,贤才在为,人尽其职,苛政不立,则“民力庶乎其可宽矣”,而收其成功之效。而一旦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即使是“备精劳力以求正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不可为。”[37]六大急务与君心之本,环环相扣,密切相关,君心正则纲纪立,纲纪立则天下治。这是朱熹目睹南宋朝政紊乱、军政不修、国事日衰、民生凋敝的现状,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开出一剂猛药,其矛头直指权力的源头——君主本身的德行与能力。

 

封事第三部分,析时论立正学。首先朱熹批驳了有关恢复大计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或主因循无事;或主奋厉有为,认为从当时国家实际出发,立足长远,“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而后可攘夷狄,既反对苟安主和,又反对冒进取险。[38]其次,朱熹辟佛老而立儒学。指出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不约而合者”,但实质有重要区别:儒学以性命为真实,其“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而佛老之说则以性命为空虚,是“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当辟之而后可与入道。[39]最后朱熹对管商急功近利学说进行了批判。希望孝宗能够深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取“明善诚身”的儒学“妙理”与“活法”,尊奉尧舜等古先圣贤之说以成治道。[40]可见,朱熹的帝学就是要以儒家正学与正道来匡正君心,规范政治,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百姓的富足安康。

 

关于本次所上的封事,朱熹说道:“臣之所论,虽为一时之弊,然其规画,实皆治体之要,可以传之久远而无穷。盖前圣后圣,其时虽异,而其为道未尝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41]《戊申封事》是朱熹根据现实政治的一时之蔽,为国家长治久安而规划的为治之要。朱熹以正君心立纪纲为核心的帝学思想,虽然看似迂远辽阔,但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南宋王朝整体危机的根本性方案。他之所以不厌其烦,不计后果地向孝宗进献诚意正心之学,也无非是希望从为治的源头与根本出发,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实现用儒家正学匡正君心,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束景南称《戊申封事》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剖析,也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之学解决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著名范例。”[42]朱熹的爱君忧国之诚终于打动了孝宗,“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急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43]

 

淳熙十六年二月(1189),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朱熹上《己酉拟上封事》以为“新政之助”。[44]将《戊申封事》中所言的“天下之本”与“今日之急务”等要旨,具体展开为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絶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御外侮等十大措施,[45]从正面论述帝王应该如何正心修身理政,是儒家之“学”与治国之“术”的有机结合,说明至此,朱熹的帝学思想已经定型并成熟。与此同时,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进行了第二次序定,其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也完全成熟,体现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融通。

 

四、结语

 

历经多年的磨砺与思考,朱熹的帝学思想日渐成熟。如果说朱熹从《壬午应诏封事》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至《癸末垂拱奏劄》言大学之道要旨,为其帝学思想的萌芽阶段;那么在《庚子应诏封事》与《辛丑延和奏劄》中,朱熹将帝王修德立政的关键归之于正君心以立纪纲,视为君臣各正其位、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则是其帝学思想的发展期;而在《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中,朱熹重新对其正心诚意之学进行了反思,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而配之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施政纲领,从讲学明理、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设计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具体措施,为其帝学思想的定型阶段。其历年来所上封事与奏札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其帝学逐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对此黄榦总结道:“先生当孝宗朝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复之义;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其后封事之上,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胆,极其忠鲠。盖所望于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46]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治国理政,从而成君德立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的重构与王道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劝诫朱熹在面见帝王时:“‘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被朱熹断然拒绝:“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的根本原因。[47]

 

以上这些封事与奏札,为朱熹绍熙五年(1194)入侍经筵,撰写《经筵讲义》,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启发宋宁宗,全面阐发其帝学理论,做好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上的准备。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对其三十多年来的帝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与阐发,通过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命题的综合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等问题,为帝王学为圣王及政治社会秩序的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逻辑论证,完成了宋代帝学理论的第一次建构任务。[48]这既是对范祖禹“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理念的继承与发展,[49]又为真德秀进一步标举与完善“帝学之学”,创作《大学衍义》提供了思路与框架,从而使《大学》在宋代呈现出理学与帝学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50]正是在范祖禹、朱熹、真德秀等宋代士大夫的不断诠释与改造下,《大学》成了为对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皆适用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格律”与“真理”,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与普及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②]脱脱等:《朱熹传》,《宋史》卷42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57页。

 

[③]朱熹:《送李伯谏序》,《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37页。

 

[④]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⑤]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页。

 

[⑥]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页。

 

[⑦]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573页。

 

[⑧]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3-576页

 

[⑨]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7-578页。

 

[⑩]朱熹:《垂拱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1-633页。

 

[11]朱熹:《垂拱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3-636页。

 

[12]朱熹:《垂拱奏劄三》,《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6-637页。

 

[13]黄榦:《朝奉大夫文化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8页。

 

[14]朱熹:《与魏元履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82-1083页。

 

[15]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85页。

 

[16]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731页。

 

[17]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588页。

 

[18]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19]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页。

 

[20]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4页。

 

[21]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587页。

 

[22]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5页。

 

[23]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7页。

 

[24]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三》,《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25]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页。

 

[26]朱熹:《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7-638页。

 

[27]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640页。

 

[28]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0页。

 

[29]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642页。

 

[30]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31]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32]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715页。

 

[33]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869页。

 

[34]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5页。

 

[35]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1-665页。

 

[36]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0-597页。

 

[37]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7-609页。

 

[38]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0-611页。

 

[39]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1-612页。

 

[40]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3页。

 

[41]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4页。

 

[42]束景南:《朱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43]脱脱等:《宋史》卷429,第12762页。

 

[44]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954页。

 

[45]朱熹:《已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46]黄榦:《朝奉大夫文化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480页。

 

[47]脱脱等:《宋史》卷429,第12757页。

 

[48]王琦:《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49]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50]王琦:《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诠释<大学>的另一种理路》,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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