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明】匿迹百年的一代大儒程智——写在《程智集》出版之际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19-08-27 00:32:22
标签:《程智集》、程智

匿迹百年的一代大儒程智——写在《程智集》出版之际

作者:赵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程智集》前言,(明)程智撰,赵广明编,两卷影印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廿三日壬辰

          耶稣2019年8月23日

 

程智(1602~1651),字子尚,又字极士,道号云庄,常被称为云庄大易师,安徽休宁会里(今商山镇洪里)人,南宋大儒程大昌(1123~1195)后人,程伊川17世孙。程智学宗孔孟、深悟易理、会通三教、人道独辟、哲思精透,是明清之际重要的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受到从黄宗羲、全祖望到胡适、余英时等众多名家的关注,但由于各种原因,其著述传世极少,匿迹百年,鲜为人知。

 

王汎森先生认为:“程云庄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最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思想家,过去三百年中,提到他名字的人非常多,却大多未曾读到过他的著作,故对他的思想风貌存在严重的误解。”据现有资料看,这些误解来自黄宗羲、全祖望以及焦循、俞樾、徐珂、孟森、饶宗颐、余英时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程智集》影印本的出版,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使匿迹百年的一代大儒得以重见天日,将极大地助力人们对程智的了解和研究,并为明清哲学和宗教研究提供全新的资源和动能。

 

 


选自《东华语录》(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清立人堂刻本)

 

从文献资料看,几百年来对程智的误解主要集中在程智与三一教以及大成教的关系上,现有资料并不支持宗教层面的直接关系,但思想与学理的关联值得深入研究。程智学问,托于大易,贯通儒释道三教,旨在重续圣人之道。三教之辨是他讲论的一个重点话题,也是那个时代由来已久的一股思想洪流。程智有自己的三教观,他认为:“‘三教同根,教异道同’,此说不然。”(《东华语录》第六日正讲)“惟圣人为能通天人之际也,盖惟通天人之际,乃足称圣人之道也。学问通,便可分可合,故三教不通,则三教为三。不通而言通,徒害其通。能通则三而一。”(《东华语录》第七日正讲问答)“天下之道,分则相害,混则两亡,必能分而通之,乃能两成其美,而可以安身,可以为人。”(《东华语录》第八日正讲)

 

三教分则互害,混则俱亡。与其说是三教归儒,不如说是要另寻个更为根本和切身的为人安身的根基,据以辨析三教之不同旨趣,并纳三教于根基之中,分判其对于根基的不同意义。在这种分判中,儒之“生生”,较之佛之“无生”和道之“长生”,意义更大些。

 

在三教问题上,明清之际,从王阳明到李贽、林兆恩,再到程智、方以智以至于周太谷,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与哲学视域,关乎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核心理路。这个理路,意味着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汉语传统的自我反思、重塑和再造,其中充满了挣扎、挫折和自我突破的可能。比如被儒家正统视为异端的李贽,有“三教归儒”说,但这种三教所归,并不是一般所谓儒,而是他心目中的圣学之道,是道与心,这道与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李贽是要把儒家、三教之传统置于童心这个绝对的道体与心体之上。从表面上看,与王阳明以良知立教类似,但其内涵的革命性意义与旨趣却大为不同。比较而言,程智看似比较正统,但他的旨趣实际上与李贽颇为近似,将三教之辨归于儒之生生,与其说是要重续儒统,不如说是想通过给儒家一个新的根基,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和可能,以创新再造他心目中的圣学道统。

 

观照明清之际的思想与精神嬗变,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以孝悌亲尊为本的传统儒学,本来是一张皮,人生、世界、生命的一张皮,却被儒生和权力捣鼓成了人生、世界、生命本身,本末不辨。皮固然重要,但生命本身更重要。扬弃儒皮,还人生世界之本然面目,焕发生命本然之精神力量,才是文明之道。李贽是要去儒皮,另起炉灶,具有明显的颠覆性。程智则颇为复杂,外在看,他不满道之为我、佛之平等,要恪守亲亲尊贤等列隆杀之儒皮,类似阳明的固守伦常秩序;骨子里却是要循儒皮而入生命本身,使儒不止于皮,而是能含摄整个生命,本末兼顾,一体焕然,其思想探索的力度不输卓吾。程智的学术特色和思想价值由此而来。

 

尤为可贵的,是程智思想观念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比如他对“学”、“知”、“物”、“我”等概念的理解。

 

刘师培认为程云庄亦信王学,归之于阳明系统。从其著述看,实际上他对朱王都有继承、有反思、有超越。《蒲亭语录》是程智详说《论语》的开篇,他自述与世之论学为志有五种不同,第一种不同即是“不言理学”,即不言程朱的主敬和阳明的良知。《蒲亭语录》重点讲说的是“学而时习之”,与朱王的相关文字对观,可管窥他们对“学”的不同理解。朱子的说法是:“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朱子是个经验的学法,学者效也,得有个外在的现成抓手和路径可循,后觉效先觉。阳明不以为然,而是直指本心:“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阳明的为学路径近于禅,具有先验色彩,不满于朱子的外求路径,而直接诉诸本心良知。与其笃信圣人,不如反求诸己,“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阳明对于时儒俗儒的颠覆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吾心良知,空前彰显个己的心灵自由和主体意识,具有重大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价值,由此开启中国近代思想的曲折历程。但阳明的革命性工作,根本上归附于儒家伦常的桎梏而不求突破,良知之学本质上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儒门的还魂之学,心之良知依然安居在程朱们所卫护的儒家伦常絜矩皮囊之中,尽管其中不乏洪荒张力。这种张力在王学左派那里愈演愈烈,到了李贽,名教与心性、“人伦之至”与“未发之中”的厮杀已经不可收拾。程智在这个争执中有自己的门路,表现为他对人伦之至与孩提之心之间张力的拿捏与突破。

 

 


选自《云庄先生易学要语二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清立人堂刻本)

 

程智对“学”的理解是,“《论语》通册,只有学字为旨”,“学为仁义礼之纲,仁义礼为学之目”。就仁义礼言,有不学,有学。不学者仁,仁乃天恩天赋,是人心人性之本然,不学而能;需学者义礼,义礼乃人合。故学乃本不学之仁以学义礼(《蒲亭语录》)。程智所谓“仁”,与阳明的“良知”、罗近溪的“赤子之心”、李贽的“童心”接近,但含摄“心”“物”,不偏于主观,且倾向于在天恩自然之仁与人合经验之义礼之间贯通一体,进而赋予这种一体更深的根基,这表现在他归仁于天的宇宙论-本体论思路。天者何谓?天者,命也,生也,生生即是天命(《易学要语》),吾心得之,为德,此德即仁;仁“为初交”,体现的是天的无限创化生机,是至上之德,孝悌及其世俗道德不过是标识“仁”德的一个发端、一个切身契机、一种发用而已,是德之经验,是经验之一件。孔门圣学的要津,不应止于从孝悌下行为世俗伦常,而是贵在从孝悌上行于仁、于天、于生生,“教人学以达天而已”(《蒲亭语录》)。程智的这个理路,应该是对程朱合天地生物之心与人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为仁这一思想的发挥和推进。

 

达天者何谓?达天之无限创化生机,达天地之交,达天地万物之生灭变化,而天地万物之变化,与吾心之知能一也。

 

由学而天,由天而知,这是程智从《论语》中拈出的圣人之道。《论语》全书以“学”始,以“知”终,“知”命、“知”礼、“知”言、“知”人,意味深长。程智深得其味:

 

古人学问彻始彻终,只一知字。知之透彻,而行自在其中,不用身行,而知自行于其中。(《蒲亭语录》)

 

 


选自《云庄程先生大易参两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清立人堂刻本)

 

程智所言之知,已经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知,甚至超越了阳明知行合一的语境,而至于本体论之知,某种“知识本体论”。“人物之生成,在天唯知”(《大易参两说》),“知本于天”(《易学要语》二集),以知类天,凸显的是知的主体性、主宰性、本体性、创造性,是主体与本体的贯通,这应该是对《易传》“乾知大始”之“知”及朱熹相关诠释的升级版。

 

朱熹对“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解释是:“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这个‘知’有创造意义,它有这个力量,该革的革,该兴的兴,这个就是创造性。乾元主管天地万物之间最高的始”。程智对知的创造性有更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人与天地同生,则知与天地同生”,这个知即“真知”。何谓真知?“真知亦有二,一曰天知,一曰人知”。天知,即天的无穷创化之生生,而“知天知之知是人知”(《大易参两说》),故人知的根本,是将人的主体能知导向、会通天的无尽生机。对于程智,“知”是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主体之能与宇宙之能、心灵世界与外在世界会通的契机、通道和法门,借助其卓越的数理和逻辑思想,程智的“知”这个概念在两个内在相关的根本维度上有助于确立起人的纯粹主体性存在,这两个维度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于是由“真知”导出“真我”与“真物”:

 

纵横交错,物各自物,曰真物;我我相对,我不兼我,曰真我。

 

挟天地以独立曰真我,播万物而不染曰真知。(《易学要语》二集)

 

真我,意味着我之与人的独立,意味着我之与天地万物的独立,意味着个体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更进一层的意思是“我主”:

 

我主者,是以我为主也。盖惟偏天偏地不足为主,故以我为主。(《大易参两说》)

 

需以我为主,天地始交、天地乃分、万物乃宾、万物乃类、知能归真,“天地万物,与我知我能,必以我为主也”。真我与我主,把自我之绝对性的自由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个体的自由,既不抽象,也不主观任性,而是与真知一体,与对人、我、物的客观把握本质关联。这种“知”性自由的纯粹性,与物的纯粹性是一致的。真知以及由之而来的真我(可与庄子《大宗师》中的“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对观),其本性乃是“播万物而不染”,换言之,在真知和真我面前,万物是自己存在、自己澄显的,物是自在的。在《蒲亭语录》中,关于茶碗何以为茶碗的辨析中,程智的结论是:

 

要这个东西做主,心凭意,意凭知,知在物。人心无格,惟物有格。故大易之数本于地,圣学之门本于物。

 

传统的格物致知有了新解。阳明虽然也讲“意之所在便是物”,但“物犹事也”,“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龙场之悟的要害,就是将格物化为正念,就是以吾心之良知彻底代替、消解物与自然世界的自在性,良知主宰的儒家道德由此彻底贯通、弥漫世界,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与泛伦理主义由此得逞。这种道德主义的泛滥,以及对物与自然世界的忽视和消弭,使纯粹的主体及其求真意志以及纯粹客观的知识传统都难以形成,其历史后果,是自由与自然的双杀。在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这种泛道德性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福泽谕吉到岛田虔次、丸山真男,都深切意识到,从儒家道德中拯救纯粹的物和自然以及相应的纯粹的思维方式和客观知识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这种纯粹客观性还是现代正义社会的基础,关乎儒教文化主导的传统社会能否实现古今之变的命脉。

 

程智“知在物”、“惟物有格”的重要意义由此可知。在程智这里,惟真知,而有真我,而有我主;有我主,方有物主。我的自由与物的自在是一致的,纯粹的知识、纯粹的物、纯粹的主体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三位一体”。

 

惟圣人为能通天人之际也,何以通?惟“知”能通。知者,真知。真知、真我、真物,一也,仁在其中。程智的“仁”,其对于人生、世界、生命的意义,已非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可比。

 

以上虽是粗略探讨,但程智学术思想的重要价值已经跃然纸上。作为明清之际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程智不务举业,一介布衣,结社讲学,交友有限,游历见闻有限,且年寿有限,但他逢乱世怀苍生,志在圣学,思接千古,天赋深彻,在有限的时空之中绽放出巨大的思想创造力和精神活力,其学术涵盖易学、道德、宗教、政治、逻辑学等许多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选自《云庄大易师河图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清立人堂刻本)

 

程智著述匿迹百年,胡适上世纪初曾多方寻觅而不得。读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始知程智其人其思,殊感兴味,遂多方搜求其著述及相关文字。这一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我们顺利获得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馆藏清立人堂刻本《程氏丛书》13种、南京图书馆清抄本《中庸旨说》(八千卷楼藏书)和《云庄大易师蒲亭语录》(汪文柏摛藻堂藏书)2册以及浙江图书馆清抄本《云庄程先生易学要语》(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6种1册的出版授权,于是有《程智集》影印本的面世。匿迹百年的一代大哲,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瞬间”复活,是天意,更是人和,对提供帮助的各位友好和机构一并表示深深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程氏丛书》中的《守白论》,实为《公孙龙子》,并非程智所著《守白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有“书程云庄语钞后”,专门提到程智的《守白论》,认为“其言以公孙龙子为宗,而著定为十六目”,“公孙龙子之学,绝于世亦久矣,云庄盖参会释老之言附会之以成其说者也”。全祖望记录下了《守白论》中的“十六目”及其“宗旨”共约四百字,这成为今天《守白论》仅有的传世文字,这些文字引起了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界的极大兴趣,给予很高的评价。

 

《程智集》裒辑迄今所发现的全部程智著述,是百年来首次完整公开出版,意义重大。诸版本之间虽有部分重复,但为了完好呈现四种珍贵版本的原貌,我们决定将三家馆藏本全部影印刊出,包括误刻的《守白论》。《程氏丛书》中的《中庸旨说》原刊部分页码顺序有误,做了调整。

 

程智的不少重要著作尚未寻获,如《二三篇》《大易宗旨》《大衍极数》《大学定序》《大学详说》《守白论》《易数定序》《蓍法定序》《三疑六感说》《准神论》《名实论》《中庸解》等。希望《程智集》影印本的出版,在助力程智及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同时,能够激发尚在隐迹中的程智著述早日面世。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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