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钱逊,被时代选择的人生

栏目:当代儒林
发布时间:2019-08-22 16:21:30
标签:钱逊

钱逊,被时代选择的人生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2014年第29期
作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卢楚函



钱逊,1933年生,籍贯江苏无锡。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论语>讲义》等书。


10月末的北京,已然深秋气象。北三环边上一幢写字楼里,一间约20平方米的屋子,一圈桌子,一位身着唐装的银发老者,十几个年轻人,相与围坐。年轻人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然后自由讨论,最后由那位慈颜悦色、静静聆听的老者答疑解惑,延伸阐释。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有置身旧时私塾的感觉。

这样的“私塾”每周四晚准时进行,已持续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钱逊。他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国学大师钱穆之子。

钱逊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乐于参加这类活动,并用当天课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释说,人可以弘扬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扬的;但反过来,人讲道和弘扬道,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弘扬、抬高你个人。“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个弘扬道的人,而非靠它来博取名利。”钱逊严肃地说。

读《论语》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不可否认,钱逊对儒学的喜爱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记忆中模糊不清的父亲的影响。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定居台湾的钱穆,曾在自家客厅为一众学子开班授课十余载,成就一段学林佳话。

钱逊1999年由清华退休后,同父亲一样孜孜于推广国学,于《论语》用力最勤。在钱逊眼中,《论语》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但影响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还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情感。“现在经常讲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学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说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质,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这些精神、思想的源头都在《论语》。”

钱穆生前曾致信刚考上北京大学的孙女钱婉约,指导其读《论语》,称该书“涵义甚深,该反求诸己,配合当前所处的世界,逐一思考,则更可深得。重要当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终身受用无穷。”钱逊的观点与其父暗合。他告诉记者:“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其实,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问题,人们会重新回到源头发掘一些因素来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现在大家感觉到的社会道德滑坡、功利主义等,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经典的学习中断了太长时间,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读《论语》入手,从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来学做人。”

钱逊把自己对《论语》的研究写成《论语浅解》一书。钱穆则在上世纪60年代著有《论语新解》。记者问起两书异同,钱逊连连摆手,“哪能跟父亲比。他的书是积大半生学术功力写就的;而《浅解》是我刚转到国学时所写,现在还在做很多修订。”

其实,钱逊在《论语》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钱穆还是有一些新的阐发。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钱穆认为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务求巧言令色以悦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鲜矣仁’。”钱逊则认为,“孔子这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明什么是仁。孔子反对花言巧语,说的多做的少,主张言行一致。”两人虽都认同“巧言令色,鲜矣仁”,但钱逊却将之拓开,联系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对钱穆理解的延伸和发展。

与父亲钱穆一别三十一载

对于父亲钱穆,钱逊在采访中极少主动提及。即使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刻意问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干脆沉默以对。这其实并非回避问题,而正是因为坦诚——他跟父亲相处的时日的确太少了。

钱逊1933年出生于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钱拙、钱行,下有妹妹钱易、钱辉。当时,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任教,潜心学术的他难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到他们兄妹。家中一切事务,均由母亲张一贯料理。

张一贯出身苏州一富裕家庭,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岁的她嫁给了刚刚遭遇子丧妻殁、时年34岁的钱穆,从此顽强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等校内迁,钱穆只身随校南下,辗转至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张一贯则携子女仍留北平,本来准备稍后再伺机西行,与钱穆会合。未料战事不断扩大,终于未能如愿。1939年,她带着子女,退回故乡苏州。

抗战胜利后,钱穆回到家乡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终与妻儿团聚。钱逊回忆说,钱穆大半时间总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接待客人。对于陌生的父亲,子女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须经过父亲书房。我总要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钱逊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中,还有件事比较特别,父子的渐行渐远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笔。“当时,南京有个苏联大使馆文化处,你只要写封信,文化处就会免费送书。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结果给我寄回两本《列宁文选》。父亲看到,就把我叫到书房里,说你不要看这些书,然后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说你应该看看这个。这时,我已经觉得在思想上和父亲产生了距离。”

疏于和子女沟通的钱穆不知,钱氏兄弟三人此时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钱逊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钱逊的母亲非常开明,非但没有阻拦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反而会尽量给予保护。“临解放前,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国民党抓走了,大家都很紧张。母亲就给我们找了个地方,还给几块大洋让我们躲了几天。”

1949年,中华大地酝酿着重大变化,这一年,对钱穆父子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钱穆只身南下,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从此开始孤悬海外的后半生。16岁的钱逊则从苏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北上求学。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这一别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钱逊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与85岁高龄的父亲钱穆短暂相聚。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

1952年,钱逊在清华历史系大三结束时,由于院系调整,被分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一年后,他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回清华大学教书。

“很长一段时间,我所从事的马列教学是和父亲学术相对立的,所以海外有这样的说法:钱先生在大陆有一个孩子和他唱对台戏。”钱逊轻描淡写地讲述这段经历。“教马列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信仰也没有改变。我1949年入团,1952年入党。上级在抽调学生时都是选择在政治上积极上进的,所以把我调去学这个,教这个。”

其实在1949年,钱穆曾从香港来信,希望孩子们到海外学习。兄弟3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社论,文中写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他们受这篇社论影响,认为父亲逃至香港是不爱国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断然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记者问钱逊,今日回过头,如何再看当初这个选择。他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兄弟几个已经走上了革命这条路;而且对父亲的学术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自己很难做出独立的判断。”

钱逊在马列主义讲台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1982年,清华大学建立文史教研组,钱逊被调去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而那时他也已年近50。每每谈及此,钱逊都会说:“在这个领域,我属于后进者。”

在钱逊看来,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文化其实就像一棵大树,可能会遭遇灾害需要治疗,可能营养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这棵树砍了再换另外一棵树,它总要在自己的根上发展。台湾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树,第一代树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长出了第二代,后来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长出第三代,不管如何,这棵树始终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长。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总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说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发展。”

从马列到国学的转变看似突然,但钱逊认为并非如此。“我30年学马列、教马列,又回到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这也正是其父钱穆一生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不肆意地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自己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在钱逊2012年出版的《〈论语〉讲义》中,他将人类面对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三是认识人生和安身立命。“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儒学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这样二者就形成了互补的功能。”

走过80多年风雨人生,不难看出,钱逊的每一次选择,都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亲钱穆一样,一生都在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不同的是,钱穆坚定地在历史和学术中独立探求;而钱逊则紧跟着国家的步伐,谨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时代决定的,你永远跳不出时代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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