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

栏目:礼仪祀典
发布时间:2019-07-30 10:37:53
标签:孔子崇拜、释奠制度

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

作者:陈东

来源:《新礼乐》第一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七日丁卯

          耶稣2019年7月29日

 

 

 

“释奠”一词原出自《礼记》,是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之后的祭祀,以及太学开学时的祭祀对象开始集中转向儒家先圣先贤。唐宋时期州县学宫都开始建有孔庙,于是“释奠”祭孔与孔子庙祭合二为一。明清时期,“释奠”(或称“释菜”)几乎成了祭孔的专有名词。仲春、仲秋丁日一般是各类学宫开学祭孔的日子,规模较大,此时的“释奠”又称“丁祭”。

 

大约从唐代开始,释奠之仪开始远播海外,至今在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孔庙和学堂,仍然可以看到释奠祭孔的影子。在中国,随着振兴儒学呼声的不断高涨,传统的释奠礼仪也大有死灰复燃之势。2005年9月28日孔诞日,以曲阜为中心举行的全球祭孔活动,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响应。现代的孔子公祭虽然还只是地方性行为,但已经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释奠在中国已经举行了近2000多年。古人释奠孔子的意图何在?释奠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现代的祭孔与传统的释奠究竟有多少关系?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些释奠的历史。

 

一、儒家经典中所见释奠礼仪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释奠”一词的来源。

 

“释奠”一词最早见于《礼记》,集中在《王制篇》和《文王世子篇》。此外,《礼记》《周礼》《仪礼》中还有“释菜”“释采”“舍采”“舍奠”等类似的记载。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认为“释”与“舍”、“采”与“菜”通假,“舍奠”即“释奠”,“舍采”即“释菜”。“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己,无迎尸以下之事。”释菜之礼则较释奠轻,只是以芹藻之属供先师。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释菜”有时与“释奠”同义。此后,“释菜”几乎成了“释奠”的代名词。有的朝代甚至规定中央大型祭孔典礼称“释奠”,地方或私人小型简易祭孔仪式称“释菜”。

 

其实,《礼记》(《学记篇》《月令篇》《丧大记篇》)《仪礼》(《士丧礼篇》)《周礼》(《春官宗伯篇》)中关于“释菜”“舍采”“释采”的记载,都与祭祀前舞蹈和入吊前礼节有关。清代学者曾指出“释菜”其实是“释彩”,即在行礼仪之前更换素服之意。《周礼》(《春官宗伯篇》)《礼记》(《檀弓下篇》《曾子问》《祭统》)中关于“舍奠”的记载,主要行于山川或宗庙,与释奠主要行于学宫有明显的不同。

 

《礼记》中所描述的释奠礼仪大概是两周或更早以前的事。释奠的对象是“先圣先师”或“先老”。“先圣”是指各种礼仪制度、工艺技能的发明或首创者;“先师”是指传经受业者,“先老”则是仍然在世的先师或先辈。两汉时,释奠之礼已经散佚不传,号称博学的郑玄在注释释奠时也是错误百出。如注“凡释奠者,必有合也”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注“有国故则否”谓“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等,明显错误,已经受到朱熹的批评[1]。郑玄认为释奠祭祀的“先圣”是指“周公若孔子”,“先师”是指“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恐怕这也只是经生的想像,史实难以确定。

 

至于举行释奠的时间,据孔颖达总结,“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於学,六也。”[2]马端临总结说“学之释奠则有常时者,有非时者。《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凡始立学,天子视学,出征反,以讯馘告,必释奠焉,此非时之释奠也。”[3]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歌舞,有献酬。举办者为“有司”或“春官”,即官方祭祀。场所限定在“学”。

 

以上就是儒家经典中关于释奠的记载。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释奠是一种与教育或学宫有关的祭祀活动,与孔子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二、两汉及南北朝时期释奠制度的确立

 

两汉时期有一些祭孔活动,但没有“释奠”的记载。如套用学宫祭先师的概念,有些祭孔活动或者正是释奠的遗传。汉景、武帝时期,文翁任蜀都太守,修学宫,作石室,刻孔子座像[4]。既然有孔子像,自然也就会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因蜀郡偏远,可能规模不大。汉明帝永平二年(59),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冬十月令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汉灵帝光和元年(179年),因蔡邕的建议,置学鸿都门,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于内[5]。

 

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孔子的地位并没有明显上升。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封殷后孔世吉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光武帝建武五年(29),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9),改封姬常为卫公,孔安为宋公,为汉宾,在三公上。此时,孔子子孙的受封,不是因为孔子,而是因为他们殷人之后。汉代封殷人之后是为了保持“存灭国,继绝世”或存三统的传统。

 

东汉初期,“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6]”。东汉末年,孔子的地位也没有多少上升的征兆。汉桓帝元嘉二年(152),鲁相乙瑛请置孔子庙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享礼,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制曰可。”时隔不久,汉灵帝建宁二年(169),鲁相史晨请祀孔子依社稷,王家出谷,春秋行礼,以供祭祀。说明孔庙之祀依然不是国之常祀。

 

魏晋时期,释奠一名再次出现。《晋书》卷十九载:“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魏晋时期的释奠多是在幼年皇帝或太子学习完一经之后举行。前期多是由太常或中央官吏代理,后来也有亲自祭祀的。祭祀对象为孔子与颜回。场所多在辟雍或太学(或临时以中堂代)。魏晋时期太子释奠已经有相当的规模,留下不少赞美释奠的诗篇。但更受重视的似乎还是皇帝的视学礼。视学礼中也举行释奠,是不定期举行,同时还举行乡饮酒礼,皇帝亲临,祭祀对象为先圣周公、先师孔子,牲用太牢。咸康三年(337)晋荆豫州刺史庾亮释奠孔子。说明地方也偶尔会举行祭孔典礼。

 

南北朝时期,南朝基本延续了魏晋制度,天子视学、太子通经都要举行释奠。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太子释奠礼采用晋时故事,“官有其仪注”,即正式作为一种典礼制度予以颁行。释奠礼仪采用了裴松之的建议:舞六佾,设轩悬之乐。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毕,皇帝临学,举行盛大宴会,太子以下悉豫。

 

《南齐书》卷九载: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在王俭的建议下,南齐释奠礼基本上延用了南宋故事。梁天监八年(509)又对太子释奠礼的衣着、升降阼阶的细节有所议论。陈时,太子释奠制度得以完善。太子每通一经,必行释奠。释奠之后多举行宴会,赏赐众臣。众臣则乘兴赋诗。

 

北朝受郑玄解释影响较大,多称“释菜”,天子视学释奠礼多亲自举行。北齐时制度最为严密。“北齐将讲於天子。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宣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经及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朔,制: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回。日出行事。郡学则于於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7]”

 

至此,经过东汉经师尤其是郑玄的倡导,经过若干朝代的实践,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宫月朔行礼等几种常见的释奠制度基本完备。隋时大体延用了北朝制度。

 

三、唐、宋、元时期释奠制度的进一步充实

 

唐代,释奠制度得到更加完善和充实。首先是完备了国学及州县学释奠制度。唐武德二年(619),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国子学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每年行乡饮酒礼。

 

其次是确定和增加了释奠所祭祀的神主。唐初曾经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唐贞观二年(628)改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期间有争议和反复。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由面西坐,改为面南。增亚圣颜子为兖公,其他十哲为侯。又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至此十哲、二十二贤、七十子等名号开始出现,圣、哲、先贤、先儒等神主级别也基本确立。

 

其三,唐代释奠多有讲论的内容。初期的讲论多是汇集佛、儒、道三家相互争论,学术气氛浓厚。唐武德七年(624)春二月丁巳[8],唐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唐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丁丑,唐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唐太宗问孔颖达∶“夫子门人曾、闵具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晳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晳怒援大杖以击其背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纳。’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箠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其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也。[9]”

 

唐后期,这种惯例得以保存,但已经没有了初唐时的气魄。如唐乾符三年(876),释奠礼毕,仍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刘子振讲《礼记》,陆鸾讲《周易》,所讲内容已经全部是儒家经典[10]。

 

其四,释奠制度在唐时开始传播到海外。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国使请诣国学观释奠讲论。同年,王义方为儋州吉安丞,忧蛮夷难以驯服,召首领集生徒亲自讲经,行释奠礼,以资教化。这可以看作是释奠之制传播到东南诸国之始。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二月四日丁巳,释奠于大学寮。这是日本最早的关于释奠的记录。《三代实录》载:日本清和天皇贞观二年(860)重新修订了新的释奠式,颁之七道诸国。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唐代释奠是中祀,始终没能升格为大祀。此外,唐代释奠不仅用于祭祀文宣王孔子,同时还用于祭祀武成王姜太公。唐开元十九年(731),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其时释奠孔子仅用六佾,释奠太公的使用八佾,祭祀规格高于孔子。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大理正路阮奏称:“窃见春秋释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庙久旷时祭,请复常祀。”由此来看,武成王庙的香火似乎并不比文宣王庙的旺盛。

 

960年,宋太祖建国伊始便诏增修先圣及亚圣(颜回)、十哲塑像,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画像于东西廊之板壁。太祖亲撰先圣及亚圣赞,并命文臣为从祀贤哲先儒作赞。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贡举人谒先圣、先师,命官行释奠之礼,皆如旧典。礼用永安之乐。宋《开宝通礼》提升了州县释奠的规格,规定:诸州释奠,并刺史致斋三日,从祭之官斋于公馆。祭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

 

宋时,释奠规模略有加大。在唐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封为“玄圣文宣王”(后因避讳改称“至圣文宣王”),十哲为“公”,七十二贤为“侯”。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殿”。南宋绍兴十年(1140)七月甲子,诏京师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祀前受誓戒,加笾豆十二,如社稷。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仍定文宣王为中祀。

 

宋时,释奠祭祀神主也有所调整。唐以前配享孔子的只有颜回一人。宋代开始理学影响凸现,孟子、子思地位开始上升。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封孟轲邹国公,与颜子一起配享。宋徽宗初年,封孔伋为沂水侯,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四贤之间。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诏升子思于十哲。咸淳三年(1267),升曾子、子思同颜子、孟子并配享,升颛孙师为十哲,伯鱼从祀。至此,配享孔子的神主由最早的颜子一人,到后来的颜子、孟子二人,再到后来的颜子、孟子、王安石三人,最终确定为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

 

宋徽宗年间(1101——1125)推行《五礼新仪》,升王安石配享大成殿,王安石之子王雱从祀两庑。此举大概不甚得人心,宋徽宗丧位的当年(靖康元年),《新仪》遭到废止,王安石被降为从祀。孝宗淳熙四年(1177),王雱被黜。宋淳祐元年(1241),王安石也被赶出了孔庙。但宋徽宗此举首开了宋儒从祀甚至是配享的先河,此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先后得从祀孔庙,成为释奠神主的一部分。

 

宋代释奠依然有两种:文祭文宣王孔子,武祭武成王太公。由皇帝“乘舆临幸,于先圣则拜,武成则肃揖”来看[11],释奠武成王的规模已经明显不如释奠孔子。

 

金人尊崇孔子,释奠多是皇帝亲自举行。西夏封孔子为“文宣帝”,是孔子封号中最高的荣誉。1311年,元仁宗皇帝即位,谴告祭祀孔子,首开即位谴告释奠孔子之例,此后成为惯例,为明清两代所沿承。元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贞元年(1295),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官主之。元惠宗至正九年(1349),改由中书省派官致祭。元天历二年(1329),赐凤翔府岐阳书院额。书院祀周文宪王,仍命设学官,春秋释奠,如孔子庙仪。说明元时释奠也不仅只是用于祭孔子。

 

四、明清时期释奠制度的改革

 

明代释奠制度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发生在洪武年间,一次发生在嘉庆年间。

 

洪武帝大概是因为和尚出身的关系,对儒学的态度非常微妙,在祭孔态度上也是游移不定。洪武元年(1368)定释奠礼:每岁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先期,皇帝斋戒。献官、陪祀、执事官皆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献官行礼。牲用太牢,乐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县卫学,各提调官行事,用少牢礼,如太学。乐不能备则已。京府及附府县行释菜礼。

 

次年(1396),朱元璋突然下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同年十二月,出内府香币,遣衍圣公孔克坚归祀孔子于阙里。命通赞舍人张汉英为副,御制祭文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国,实居鲁邦。圣德天成,继述前王治世之法,虽当时列国鼎侍,其道未行,垂教于后,以至于今。凡有国家,大有德焉。自汉之下,以神通祀海内。朕代前王统率庶民,目书检点。忽睹神之训言,非其龟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祭之以礼。此非圣贤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圣德。兹以香币牲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惟神鉴焉。”明确告诉孔子,废止天下通祀也是尊重孔圣人的教诲。

 

洪武三年(1370),下诏革除诸神封号,唯独保留了孔子的历代封号。诏书说:“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合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益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亦仍其旧,庶几神人之祭,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说明朱元璋对孔子及儒学还是格外垂青的。果不其然,洪武十五年(1382),又下诏州县通祀孔子,释奠之礼恢复如初。

 

朱元璋对儒学的游移心理还表现在对孟子的态度上。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览《孟子》,见“草芥”“寇仇”等语,谓非人臣所宜言,诏罢孟子配享。刑部尚书钱唐等抗疏入谏,不听。逾年,帝悟,乃诏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总之,洪武时期所进行的礼制改革,在孔子祀典上有所反复,最后无果而终。对释奠制度影响最大的还是嘉庆时期的礼制改革。

 

明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采用张璁的建议,宣布更正孔庙祀典。主要内容有五项∶(1)为神位定名。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2)撤毁塑像。遵朱元璋所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3)简化祭祀规制。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4)凡学别立一祠,祀叔梁纥。题“启圣化孔氏神位”,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俱称“先贤某氏”。(5)重新考订从祀之先贤、先儒。申党即申枨,厘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罢祀。林放、蘧瑗、卢植、郑众、郑玄、服虔、范宁各祀于其乡。增入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改正后的孔子庙神主布局是:先师南向,四配、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皆东西向。两庑从祀计九十一人。

 

从孔子祀典改革的内容来看,嘉庆礼制改革基本是继承了洪武初年礼制改革的精神,主要内容正是在于纠正洪武初年在祀孔典礼上的改革不力。毁弃塑像、革除封号、简化礼仪都是洪武初年礼制改革口号的继续。有明理学昌盛,从祀诸贤诸儒的厘正,有明显黜汉尊宋的现象。万历间王世贞曾评价说∶“文庙之黜汉儒,凛乎斧钺矣。夫黜汉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于背本也。令训诂之学不传,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释其义乎。”

 

明时经筵制度的形式逐渐完备,嘉庆孔子祀典改革增加了经筵释奠一项。祀圣师于文华殿。其制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皆南面,周公、孔子东西相向。经筵前一日、帝亲至祭,服皮弁,行释奠礼。朔、望具酒果,帝服黄袍行礼,间遣辅臣及大臣代。清康熙年间专建传心殿,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皇师”,尧、舜为“帝师”,禹、汤、文、武为“王师”,均南面。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东西向。皇帝御经筵,亲诣致祭,行二跪六拜礼。遣官祗告,行三跪九叩礼。朔、望太常寺卿上香、行礼。

 

清人入关以后,基本上沿承了明代的祀孔礼仪,有所折衷。顺治二年(1645),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恢复了孔子“大成”的谥号,但依然没有恢复孔子“王”的封号。顺治十四年(1658),改定文庙尊称为“至圣先师孔子”,与嘉庆礼制改革所定一致。

 

清初规定太学孔庙祭典为: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享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月朔,祭酒释菜,设酒、芹、枣、栗。先师四配三献,十哲两庑由监、丞等分献。望日,司业上香。除以上常祀以外,视学、临雍、经筵开讲、巡幸阙里、平叛凯旋、立太子、登极、大寿、皇太后大寿、皇妣升附等时节,都要举行释奠祭孔典礼。

 

清初孔庙神主的格局是: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俱东西向。两庑从祀九十七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朱子于东序先贤卜子(子夏)次,为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诏升有子若为十二哲,位次卜子商。从唐代开始的“十哲”从此变成了“十二哲”。至于从祀诸贤诸儒,雍正二年(1724)进行过一次大的复祀和增祀的调整,复祀者六人,增祀者达二十人之多。此后代有增祀,人员不断扩充,清末两庑从祀已经达到123人之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孔庙祭祀终于升为大祀,但此时距清朝灭亡已经只是咫尺之遥。

 

以上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列举了释奠祭孔的历史变化,没有其他比较史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孔子及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凡、尊崇无比。因此有必要在补充几点∶

 

(1)释奠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除宋代和清朝的个别时期,在绝大多数时间只是“中祀”。儒教即使算是一种宗教,也从来没有取得过“国教”的地位。

 

古人祭祀之名有四类: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祗;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唐代开始规定祭祀分三级:祭祀昊天上帝、地祗、神州、宗庙的祭典为“大祀”;祭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等的祭典为“中祀”;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及州县级社稷、释奠为“小祀”。“大祀”和“中祀”的区别很多,不但是祭祀规模大小不同,“大祀”一般是要皇帝亲自主持,“中祀”则以遣员代祀为主。

 

如此来看,孔子在历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并非至尊,唐宋时期孔子与齐太公所享受的祭祀规格大致一样。至于民间香火,孔子更是没有办法和佛陀和老子相比。汉代的所谓“独尊儒术”,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元代所给予的孔子的封号最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儒生在元代的地位却最低。明清时期的所谓“万世师表”,只不过是一句虚誉。清帝真正的“国师”是黄教的喇嘛。清代孔子的封号只是“至圣先师”,而关羽的封号却是“忠义神武大帝”。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2)唐宋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是佛教和道教;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喇嘛教信仰占绝对的优势。明代是真正的汉人当权,但孔子封号却从最高(大成至圣文宣王)降到了最低(至圣先师)。明嘉靖孔子祀典改革时,礼部诸臣的决议说明了一切,“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清代也沿用了这一称谓。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人”而不是“神”。这点非常重要。

 

明成化四年(1468)“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说∶“呜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阙,其深仁厚泽,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无穷也。为生民之主者,将何以报之哉。故新其庙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岂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尔。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则纲常无不正,伦理无不明。而万物亦无有不得其所者,行将措斯世于雍熙太和之域,而无异于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长治之术端在于斯。用是为文勒石,树于庙庭。以昭我朝重儒重道之意焉。”碑文明确告诉人们,统治者之所以尊崇祭祀孔子,一是要感谢孔子创立了孔子之道的“深仁厚泽”;二是希望孔子之道能够“常存不灭”。用现代的话来讲,一是纪念孔子为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二是希望孔子思想继续得以发扬光大。这也是历代祭祀孔子的主要目的。

 

正因为没有把孔子当作“神”,而是当作人类中最完美的楷模“圣人”,所以历代祭孔祭文中颂扬、感恩话语居多,祈求孔子庇护、降福的祈祷很少。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二十日,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上书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祖上不曰祖上一样,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不胜惶怵待命之至。”康熙的御批是∶“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12]1914年袁世凯发布《举行祀孔典礼令》,再三表示“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但也有特殊的事例。康熙二十四年(1695)十二月,遣通政使诣阙里祭告孔子。文曰∶“仰惟先师道隆参赞,德冠古今,集圣哲之大成,树人伦之极则,朕钦崇至教,勤勖民依,永期殷阜。迩年以来,郡县水旱间告,年谷歉登,蚤夜孜孜,深切轸念。用是专官秩祀,为民祈福。冀灵爽之默赞,溥乐利于群生。尚鉴精忱,俯垂歆格。”水旱欠收而祭告孔子,无疑是病急乱投医,事急乱拜佛。

 

(3)释奠本来是学宫祭事,历代将之用于祭祀孔子。中国科举教育的教材采用了儒家经典,因此学子成为孔子信仰的主要追随者,孔子崇拜的基础在学校。明初,朱元璋诏春秋释奠之礼只行于曲阜,侍郎程徐上疏反对,主要理由便是:“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13]。清末学制改革,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已经不再是必用教材,学堂释奠也就成了多余。近年,随着诵经热潮的兴起,一些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又重新开始诵读儒家经典,或者学堂释奠之制也会再度还魂。

 

注释:

 

[1]《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

 

[2]《礼记·学记正义》。

 

[3]《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

 

[4]《汉书·循吏传》。

 

[5]《后汉书·桓帝纪》。

 

[6]《汉书·梅福传》。

 

[7]《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四”

 

[8]《旧唐书》卷二十四作“丁酉”。

 

[9]《旧唐书》卷二十四。

 

[10]《唐摭言》卷九。

 

[11]《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

 

[12]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1页

 

[13]《明史》卷一三九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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