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阿慧】受命与改制:张惠言《虞氏易礼》的经学归旨

栏目:《原道》第35辑、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28 23:56:25
标签:《虞氏易礼》、受命、张惠言、改制

受命与改制:张惠言《虞氏易礼》的经学归旨

作者:李阿慧(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廿二日癸巳

          耶稣2019年4月26日

 

 

 

(《周易虞氏易笺订》,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

 

内容提要: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张惠言的《虞氏易礼》,是清代易学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以虞氏易象释礼,体现了《易》《礼》会通的经学特点,而开篇论“周家受命三卦”和临卦“周改殷正”反映的文王受命与改制,则为全书之总纲。

 

故此,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周初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

 

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张惠言认为“文王系辞称王,以为后王法”。

 

总之,《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张氏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

 

关键词:张惠言;虞氏易礼;受命;改制

 

一、引言

 

张惠言(1761-1802)为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他兼治《易》与《礼》,其易学宗虞翻,易学著作大抵以“虞氏”为题,如《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而礼学主郑玄,包括《仪礼图》与《读仪礼记》。

 

其中《虞氏易礼》一书可以说是对虞氏易与郑氏礼的结合,为张惠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可视为清代易学的代表作之一。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文王周公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

 

《虞氏易礼》上卷论“周家受命三卦”“周正”反映受命与改制的内容,为全书之总纲。张氏以为晋卦为文王以方伯服事殷之象,升卦有文王受命称王之象,明夷卦为殷周革命之卦,因此为文王受命三卦。又以临为周改殷正之卦,从此可见殷家兴衰之戒。

 

张惠言认为《易》本著殷周革命之书,这体现了张惠言对《周易》微言大义的推崇。而关于此书的专门研究,历来很少,其原因大概是此书极为繁难,专注于《易》的学者往往止步于其中繁冗的礼学内容,而专研“三礼”的学者又畏于其中纷杂的易象系统。

 

 

 

(刘师培)

 

关于《虞氏易礼》的易礼,刘师培认为:“若用张氏惠言《虞氏易礼》之例,汇而列之,则《周易》一书兼有裨于典章制度之学矣。”而学者多注意到《虞氏易礼》中的要义为“受命”与“改制”,正可与“公羊学”相通。

 

二、受命与改制的思想渊源

 

张惠言《虞氏易礼》论述“礼象”,乃是以易象释礼,这既可视为张惠言对虞氏易象的发挥,也体现了《易》《礼》会通的经学特点。而其论礼象则包含受命与改制的层面,考察其思想渊源,则既来自于汉代易学及郑玄“三礼”学,又与汉代公羊学有关。

 

其一,《虞氏易礼》受《易纬》中谶纬观念的启发,而将卦气消息与王者受命相联系。

 

《乾凿度》所言的王者受命时天降祯祥,与其他《纬书》一样,都具有很强烈的谶纬色彩。而在易学系统内,《乾凿度》又通过卦气消息来论述王者之施政教。

 

益卦“亨帝”,张惠言引《乾凿度》,以益卦为正月卦,其时“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张惠言解既济卦也用《乾凿度》之义,以既济九月之卦,其时盛德既衰,犹如殷道中衰,而“高宗内理其国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远方”。

 

汉人最初论《河图》《洛书》,也与圣人受命有关联。孔安国注《论语》云:“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孔安国以伏羲所创八卦即为河图,并且将河出图与圣人受命联系在一起。故可知汉儒言卦气及易图皆与王者之迹相关。

 

其二,《虞氏易礼》中涉及的改制问题,主要集中在周改殷礼,而与郑玄对《周礼》中“改制”的观念相近。

 

损卦“二簋用亨”,张惠言据于《仪礼·特牲馈食礼》中郑玄,而认为周制改有虞氏之馈食。关于四时祭之名“禴祠烝尝”,张惠言认为是周改殷礼,则与郑玄注《祭义》相一致。

 

另外在婚期、郊祭上,张氏也多言周改殷制。郑玄注“三礼”,以《周礼》为本,若他说与《周礼》不合,则因为夏殷之礼,故强调周初文王、周公之改制。

 

其三,《虞氏易礼》论祭天、征伐、建侯、封禅有受命改制之维度,是受汉代公羊学的影响。

 

特别是《春秋繁露》《白虎通》两书,将王者受命与革命、改制直接相连。《春秋公羊传》涉及到的受命原义,只是大夫受命于国君,而与《左传》与《谷梁传》无异。

 

汉代公羊学重视的受命,侧重于王者受命于天,这也牵连到对汉王朝自身的合法性,因而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话题。

 

据《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景帝时关于“受命”的争论,齐人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到底是否是受命。辕固生认为汤武受命,则是以王者讨伐,乃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若黄生则以其非受命,则是以臣子弑君。

 

景帝告诫:“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景帝虽然表示“不争论”,然而到汉武帝时,却又十分关切“受命”之符,汉武帝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而其初衷盖与“改制”问题有关。董仲舒上策,多围绕“受命”一事,并与新王改制相联系,“《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受命改制并非改易天道,而是顺应天道而制礼作乐。董仲舒论《春秋》“受命改制”实际与祭天、征伐等王者之事相统一。如益卦“亨帝”为受命以祭天,张氏以此为南郊祭,并以其祖配之,而又因王者方能祭天,故为王者受命改制。

 

这也来自于汉代公羊学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王者受命必先祭天,方可行王事,“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春秋繁露·玉英》)。因而郊祭、祭天仪式,相当于天对王者身份的册命。

 

张惠言论升卦“王用享于岐山”乃为王者受命,禅于岐山。王者受命之始,举行封禅,以宣告天下。

 

此观念取于《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白虎通·封禅》)

 

含有王者始受命之义。张氏所云“祭天”“郊祭”“封禅”等天子之礼,体现了王者奉天而行的“大一统”思想。于易象而言,大一统强调奉天尊王,乃为乾之象。

 

《虞氏易礼》则论王者受命征伐、分封。如屯卦“利建侯”,为受命之主,然尚未称王,故云“建侯”。豫卦“利建侯”,则为王者受命分土建邦。师卦也为王者受命以征伐,王者讳用兵,故以田猎喻征伐。因受命为王,故其征伐也具备正当性。

 

又回到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的论辩,董仲舒对此亦有所回应:“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董仲舒)

 

《春秋》重视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道义,因而受命称王也意味着具备讨伐不义的资格,以有道讨伐无道,也就是奉承天命。

 

改制也体现为“变礼”。萃、升、既济三卦所言“禴祭”,谓周改殷祭之春时祭为夏时祭。张惠言认为泰卦、归妹卦所包含的昏礼,也存在周变殷礼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周改殷之婚期。

 

又于临卦言“周改殷正”。关于变礼,董仲舒云:“《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春秋繁露·玉英》)

 

《春秋》对历史之评述,实际上包含一质一文、有经有权的变化层面。因而,礼必因时而兴,又因时而改,王者必受命而使制度得以改作更始。而对《春秋》及《礼记》中存在着对改制及变礼的情况,而“受命”之主是文王、周公、孔子。

 

“改制”并不仅仅是圣人的有意为之,也是制度演变本身的常道,任何一朝都对以往制度有所损益,所谓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圣人制礼就是对古礼的损益,这是一个很现实性的问题。

 

三、晋、升、明夷:周家受命三卦

 

在《虞氏易礼》尤其以晋、升、明夷三卦特言“周家受命之卦”。

 

其一,关于晋卦,张惠言认为其为文王为方伯之象,《虞氏易礼》云:晋消卦。阴将剥阳,观五下四,失位,以离日丽乾,故不为阴伤之名,而谓之晋。谓四晋而丽五也。

 

是天子衰,下有方伯存其政,率诸侯以朝天子。康侯谓安国之侯,《记》曰:“惟若宁侯也。”“锡马蕃庶”,《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以享王也。”三接,将币三享也,或云晋文受策出入三觐是也。

 

晋之又衰为明夷,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谓晋离入坤,君不可辅,则三当大狩也。故晋为文王为方伯,以服事殷之象。

 

张惠言以晋为消卦,“是天子衰,下有方伯存其政,率诸侯以朝天子”。晋卦由观五之四,五为天子,观五之四,则天子位失,故“天子衰”,四为诸侯承辅天子,“率诸侯朝天子”。

 

郑玄注《礼记·祭义》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此局面既可指殷末天子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可指春秋时周天子衰、五霸相迭而出。然张惠言主要是指文王居末世而服事殷。

 

所谓“康侯”,按《礼记·祭统》为“康周公”,康为褒大之义。张惠言以坤为康、为安,故以康侯为安国之侯,《周礼·考工记》所谓“惟若宁侯”是也,张氏托之为文王。

 

“锡马蕃庶”,虞氏未言是何礼。张氏用惠栋义,引《仪礼·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为诸侯享王,是谓“觐礼”。

 

关于晋卦所涉之礼,王弼注以晋卦明臣之道;程颐《程氏易传》以晋为诸侯承王之象;朱震《汉上易传》以晋卦朝觐会同;项安世《周易玩辞》以“昼日三接”乃王接侯之礼,故为觐礼;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以为筮受朝觐,而明君道。故知历代《易》注大抵结合朝觐之礼而论晋卦。

 

所谓“三接”,虞氏以坤三爻为三接,亦不云三接是何义。侯果联系《周礼》“大行人职”,以三飨、三问、三劳为天子三接诸侯之礼。而张氏亦用其说,以三接为将币三享。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易家亦引之以释“三接”。因而晋有文王为方伯时以服事殷之象。晋之又衰而为明夷,“谓晋离入坤,君不可辅”。明夷九三言大狩,是时君臣义尽,故云伐纣之事。

 

四观之五天子也,五柔进康侯辅王之象。初则侯,二三体屯震,皆初之上行也。四虽之五易位,然以象王母,则非天子中兴之象可知,盖王者受命之符也。晋当以初动屯,建侯为王。

 

“晋如摧如”者,初应四,天子失位,小人在上。故初遇摧折而失位,文王羑里之象也。贞吉则动为宁侯,故象曰“独行正也”,犹文王阴行为善也。

 

当此之时,虽有孚于上,然小人害之,如罔之设,初以康侯丽五,正其位则四裕而初无咎。象曰“未受命”,谓未受天命也。二应五,象丽五功成,王迹始起。(《虞氏易礼》,第2页)

 

如前所述,张惠言以晋由观四之五,而明晋卦为方伯存政以辅佐天子。具体看晋卦每一爻,晋初为文王居羑里之象。晋初应四,四象小人,而五天子失位。晋初动而体屯,为建侯为王之象。

 

初九《象》云“独行正也”,“犹文王阴行为善”。而初遇四之摧折而失位,不成屯建侯之象,故张惠言云“文王羑里之象”。《象》所谓“未受命也”,虞注以“五未之巽”,观巽为天命,观四之五成晋则巽象毁。

 

是时天子衰微,然文王尚未受天命,隐初正位,待命而已矣。

 

晋六二为王迹始起之象。六二云“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二正位,故云“贞吉”,以明“守臣节”。“于其王母”,虞翻只言其象,未言王母为何。

 

张惠言则云:“王母谓先妣,周之王业始于后稷,后稷即姜嫄之封。故周之受福自王母。”周之兴可以追溯至后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无父而生,其母为姜嫄。周人享先妣之礼,即祭祀姜嫄。

 

张惠言以“受兹介福”为“天命河图”,据《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安国注云:“圣人受命,则河出图。”张氏之说盖出于此。

 

三众允,宁侯之信著也。四硕鼠,无道。离丽五则正,然天命巳去,焉得不厉。五丽乎大明,宁侯之受福也,故“往有庆”。谓可正四上康侯之成也。

 

明德已照而道犹未光,未可南狩,惟用伐邑而巳。谓下正三,三允于初者,非阴丑则邑耳。虽“吉无咎”而“厉”且“吝”者,明夷九三所谓“疾贞”也。

 

晋六三为文王信著之象。六三云“众允,悔亡”。虞翻以允为信,坤土性信,与上易位而悔亡。张惠言云:“三众允,宁侯之信著也。”宁侯即文王,所谓“众允”,指其德信日益显著。

 

晋九四当小人之无道。九四云“晋如硕鼠,贞厉”。虞翻注阙。张惠言以初遭四之摧折,爻言“硕鼠”象无道。观四之五,九四失位不正,巽命象毁,故而“天命已去,焉得不厉”。

 

晋六五为宁侯受福之象。六五云“悔亡,矢得勿䘏,往吉无不利”。虞翻以五之正为往吉,坎象不见故悔亡,矢者信也。《象》云“往有庆也”。六五变而成乾。上乾为大明,张惠言云“五丽乎大明,宁侯之受福也”。

 

晋上九为宁侯明德已照犹未光。爻云“维用伐邑”,坤为邑,三上易位,以上正三故云伐邑。张惠言以上九之时仅限于伐邑,未可南狩,故《象》云“道未光也”。

 

晋卦由初至上皆明文王之德,其过程由微至显。初为文王拘羑里,二为王迹始起。信著于三,而近小人之害。受命于五,而其道犹未光。

 

朝觐往往跟巡守、时祭前后相连,为上古文明最核心的仪式。张惠言认为,升卦为南巡守时举行禴祭,因而升卦暗含天子巡守之事。

 

其二,升卦为文王始受命之象。张惠言引《乾凿度》文: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阳气升上,阴气欲承,万物始进。譬犹文王之修积道德,宏开基业,始即升平之路,当此时也,邻国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泽而承吉。

 

九三可处王位(张注:三当为二),亨于岐山为报德也。明阴以显阳之化民臣之顺德也,故言无咎。(《虞氏易礼》,第4页)

 

此以升的卦气消息而论其卦义。升卦气当十二月“鸡始乳”,在复之后,阳气上升,象文王修德而入升平之路。阳之息卦始于升,王者受命之义也。

 

柔以时升,主五升二为二作阶,使以五为尊位,则尧舜之荐舜禹也。然此主坤民顺德。初“允升”,三“升虚邑”,四“亨岐山”,上“利不息”,则五亦以坤臣论,非天子荐之。

 

《乾凿度》曰“邻国被化”,此之谓也。卦辞曰“南征吉”,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则文王巡南国诸侯,禅于岐山,告受命也。

 

“孚乃利用禴”者,巡守在时祭之后南征,故用禴也。此始受命称王之象。(《虞氏易礼》,第4页)张惠言认为升卦有王者受命之义。在《六十四卦消息图》中,升由临初之三,为阳盈卦中第一个所生卦,故以阳之息卦始于升。

 

六五“升阶”,谓使二升至五之尊位,而象舜禹之被荐登天子之位。张惠言联系卦爻辞,认为升卦辞“南征吉”,为文王巡守南国诸侯;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巡守时禅于岐山,乃告受命。

 

九二“孚乃利用禴”,虞翻以禴为夏祭,以升二之五体离为夏。《尚书》《礼记》皆云五月南巡守。张惠言认为受命之王在禴祭之后巡守。因而,升卦言巡守、时祭,皆天子之事,故为文王始受命称王之象。

 

其三,明夷也体现文王受命,并有伐纣之象。明夷《彖》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可见明夷卦当与文王之事有关,但张惠言认为虞注明夷卦所反映的史实与《史记》的记载不同,虞注以明夷九三喻文王,坤为大难,又为弑父,象征纣弑比干,明夷九三在坎中,象文王之拘于羑里,明夷互体震为诸侯,追从文王,纣惧而出之。

 

明夷《彖》又言“箕子”,虞翻注阙,关于卦爻辞作者,张氏的理解盖与虞氏不同,他认为“虞义以爻辞为文王所系也,箕子佯狂为奴,在武王观兵之后,非文王所及见矣。马融训箕子为纣诸父,盖以爻辞为周公作”。

 

张氏引用马融之说,认为周公作爻辞,故爻辞中有武王伐纣之史实。

 

 

 

(武王伐纣)

 

《虞氏易礼》关于明夷卦云:明夷于消息次升,于序卦反晋。殷周之文莫著于此。九三文王蒙难之爻,曰“得其大首”,明文王未尝讳伐纣也。

 

“不可疾贞”,不得为天下养恶也。季札闻《周南》《召南》曰:“犹有憾。”非疾贞乎!初之象盖二老之避纣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谓震,则三也。

 

“有言”者,咨访之言,如二老之归周也。二承三,欲升三而上之,则八百诸侯之属也。左股者,股肱大臣,本纣之臣,见伤而归周也。(《虞氏易礼》,第5页)

 

在六十四卦消息中,明夷又次于升,而在《序卦》中反晋,因而此三卦具有内在的联系。具体论明夷各爻之义,然而从初爻到五爻,虞翻注皆阙如,张惠言将其与殷周革命相联系,而认为明夷有诸侯咸归于周、武王伐纣之象。

 

如张氏认为明夷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为伯夷太公之避纣,“有言者,咨访之言,如二老之归周也”。故以此爻所示为伯夷、太公,闻文王作,而归乎周。

 

明夷六二“明夷于左股”,象纣之股肱大臣见伤而归周。所谓左股,即八百诸侯曾为纣之股肱大臣。张氏结合卦变而言,晋由临二之三而来,晋二承三,象八百诸侯与武王不期而会孟津,欲承辅之而伐纣。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虞翻注《小象》以明夷体师象,离为南,故为南狩。张惠言认为爻辞中的“得其大首”,是以狩猎喻伐纣之事,因而文王并未讳言伐纣。

 

又云“不可疾贞,不得为天下养恶也”,暗指不可姑息纣之为恶,以明纣可伐也。张氏又引述《左传》中吴公子季札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而曰:“美哉!犹有憾!”

 

《左传正义》疏引郑玄之说云:“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季札所观《象箾》之舞,体现武王伐纣的功业,盖为武王所制,其有“不可疾贞”的杀伐之气,故云有憾。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张惠言以“左股”为纣之股肱大臣,见伤而归周。张氏引《汉上易传》,以为六四乃微子之归周。

 

由此可见,张惠言认为晋、升、明夷三卦,均隐含殷周革命之文。而关于殷周革命,不仅仅见于三卦,可以说也是《周易》之内核,故又云:《易》著殷周革命之文。《彖》《传》言之,《纬》言之,汉儒莫不言之。

 

后人不敢道文王受命,称王改制,遂使大义沦晦。岂知圣人膺箓受图,灼然天人相与。而易姓七百二十轨,为易道之至大哉。具说此三卦,其余随文而见者多,有以义可推。至如干宝之《易》六十四卦皆言代商一事,则又失之者矣。(《虞氏易礼》,第5页)

 

张惠言将文王、周公为《周易》系辞,与文王称王改制联系在一起,以此为《易》中的大义,见之于易传、汉儒、纬书中,然而后人却不敢称道。至于干宝将《易》全与伐纣的史事相合,也未必尽然。

 

四、临卦中的周改殷正

 

张惠言《虞氏易礼》中有“周正”一条,主要分析《周易》中的三正。所谓三正,即夏商周三代易服改正,颁定新律以定岁首之月。

 

《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三正相承而循环,也即三统,所谓“天下有道”即三正的相承有序。夏商周三正,于易卦而言,周建子以复卦为岁首,殷建丑以临卦为岁首,夏建寅以泰卦为岁首。

 

在虞氏易注中,临卦“至于八月有凶”意指周改商正,虞翻注云:临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为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兑为八月。兑于周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虞氏易礼》,第5页)

 

临本为十二月卦,所云“八月”是指临之旁通卦遯,而用周正,对应于夏正六月。之所以云“八月有凶”,是于临息而明消遯弑君弑父之凶。

 

虞翻的理解与郑玄相近。郑氏注云:“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讫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

 

郑玄以临卦建丑为殷之正月,可见临卦本身即殷正之卦。于临卦所云“八月有凶”,为用周正,遯卦之时,意味着文王改殷正,其中隐含终而复始的兴衰之戒。《虞氏易礼》取郑玄“周改殷正”说,言文王受命改制。

 

关于临卦之消息,张氏云“临者,阳之盛,息为升、为明夷。周家受命于升,则临为商卦也”(《虞氏易礼》,第5页)。可见临卦与周家受命三卦升、明夷、晋在消息卦次上相近。临卦为阳气之盛,再息而成升及明夷。故此数卦皆与改制相关。

 

虞翻认为《周易》之中文王用周正,而孔子用夏正。如姤《象》曰“后以施命浩四方”,虞注云:复震二月东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复十一月北方,皆总在初,故诰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时,《经》用周家之月。夫子传《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复为十一月,姤为五月矣。

 

《易》之兴起在殷之末世,文王、周公系《易》乃用周正,当为对殷制的改革。然而春秋之末,周制疲敝,孔子作《易传》乃是“改周正从夏正”。正如《论语》中孔子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可见孔子用夏正,而且重视三代制度的因革。

 

关于夏正,张惠言引《乾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体。方此之时,天地交,万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时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顺四时、法天地之通道也。

 

张惠言论益卦“亨帝”,则可见郊祭用夏正,所谓“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虞氏易礼》于“周正”条之后紧接而言益卦。汉初颁定历法,受三统循环观念的影响,乃用夏正。汉儒注经言卦气消息亦本于夏正。三正、三统与文质相配。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而有一统之义。汉代公羊学重“改制”,三代制度的变化实为“文”与“质”相复,关于三正与文质之间的对应,主要见于《白虎通》,而张氏《文质论》的主要观念也来于此。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白虎通》云:“天质地文,质者据质,文者据文,周反统天正何也?质文再而复,正朔三而改。三微质文,数不相配,故正不随质文也。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

 

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

 

质文秉承于天地之道。“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文王先改正朔再伐殷,体现以文代质之义,在趋势上是逐渐改变殷商之制度。然而质家先伐而后改正朔,故汤伐夏桀,告天之礼仍沿用夏礼。

 

但于改中又有所不改,“质改文”与“文改质”盖是其改者,然不改者,乃其反复之道也。观乎治道,莫不有兴有衰、有治有乱,王者虽欲有所为,实则顺其道而为。

 

陈立又云:“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基本的人伦纲常,是不可改之道。

 

但如何具体实施制度,却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张惠言重视“文质”概念,《茗柯文编》中有《文质论》及《答吴仲伦论文质书》,皆专门阐发“文质”,而侧重对“礼乐”的阐发。

 

五、结论

 

《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

 

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

 

张惠言认为“文王系辞称王,以为后王法”。文王在系卦辞中称王,其用意在于为后世定法度,此与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相似。他

 

认为“孔子推言其义,以文王受命说之”,若孔子作《象》云“受命”、“得志”,乃能深明文王受命之义。因而认同文王作卦爻辞,并且认为爻辞中并未隐讳伐殷之事。

 

《虞氏易礼》虽未明言《春秋》,但多借重“公羊学”观念,而将礼象之变化与文质之变、周代制度之损益联系起来。

 

 

 

(刘逢禄)

 

而此书亦影响到常州学者刘逢禄等的经学观念,刘氏《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援引《虞氏易礼》云:“晋、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临,商正,言改正朔也。文王之道未洽于天下,而系《易》以见忧患万世之心,《春秋》象之。”

 

此处特言晋、明夷、三卦为文王吊民伐罪,张惠言以其为周家受命三卦。《易》中忧患意识,借《春秋》得以体现,而《易》与《春秋》之经世之志,原无二致,都体现了圣人用世之心。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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